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俞可平:政府应成为创新、民主、文明的表率

 


  
  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互动
  “我们只算起步,还需要专家和学者把我们的实践推行到更高的层面。”四川省平昌县县委书记刘谦祥在获奖后略带激动地说。
  创新仅仅有热情是不够的,从2001年开始的这场改革,刘谦祥的感受是:创新必须牢牢地根植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,改革者要有改革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,更要有承担改革风险的准备。
  “评选的标准是看其是否具有挑战性———最难解决和最迫切要解决的问题。”同样是基层民主改革先行者、本届选拔委员会委员、中共四川雅安市委副书记张锦明对本报记者说。另一位评委、现任十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于友民也向记者表示,“四川省平昌县委公推直选乡镇党委常委触及到了实质问题。”
  而刘谦祥坚信,公推直选的党内民主是目前中国社会基层最重要、最核心的制度创新实践形式。但实践面临着诸多现实问题,如在理论、制度、社会条件上都还存在很大差距。“归根到底,要求我们全体党员民主素质和意识的增强和提高,更重要的是需要制度来规范和推进。”刘谦祥以呼吁的方式结束发言。
  “政改”明星、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吕日周在发布会上回应了这个呼吁。他认为,中国如果在“面”上有什么问题,“点”上就会有什么经验。如果能对“点”上的经验进行调查、总结、归纳和推广,就可对解决“面”上的问题有所裨益。但这需要上面主动进行这方面的工作,因为基层往往不知道创新要承担什么样的风险和后果。
  尽管面临这种局势,但地方仍然涌现出强烈的创新原动力。“创新是客观环境所逼。”郑小红对记者解释麻柳乡“八步工作法”创新动因:干群关系紧张,甚至尖锐对立;群众的民主诉求日益增长;自然条件不好,“穷则思变”等等。
  “政治体制改革涉及面广且非常艰难,如果没有下面基层内在的驱动力,是无法开始的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、全国政协委员白刚说。
 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、本届选拔委员会委员郑杭生给出了他的改革路径:中国的改革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,形成良性的互动,才能进一步深入的推进。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已经提上日程,其中尤为关键的是三大部门(政府、市场、社会)之间的关系如何理顺。地方政府如果把这样结构性问题摆正了,中国的政府改革创新大有可为。
  
  第三届“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”项目名单: 
 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民政局:“社区管理体制改革”
  四川省平昌县委:“公推直选乡镇党委常委”
  重庆市政府:“创建法治政府四项制度”
  福建省泉州市总工会:“外来工维权新模式”
  河北省迁安市政府: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”
 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政厅:“五保村”建设
  湖南省妇联:“农村妇女参与村级治理”
  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区政府:“鲁谷社区街道管理体制创新”
 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嘉莲街道办事处:“爱心超市”
  天津市南开区政府行政许可服务中心:“超时默许”新机制
  (排名不分先后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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